刘远举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）
疫情中，年轻人很艰难。封闭在家，很多人只能拿最基本的工资，有些甚至没有工资。疫情封住了一切，也冻住了困难。疫情之后，困难、挑战，会随着解封猛烈地扑向这些年轻人。
上海扩人增地，会给他们希望。
5月29日，在静默两个月之后，上海发布《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》，共包括八个方面50条措施，全力助企纾困、推动复工复产复市。当下中国各地疫情散发，各个要素流通不畅，再加上经济转型、国际局势等长期原因，中国承压较大。对于上海而言，作为中国的中心城市，在现在的重振方案之外，更长期的方法是增加上海的人口。近日，网上流传，上海放宽了落户标准。这个说法的根据是，上海市人社局近日出台了《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》。对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的人才，取消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和缴费时间要求，全职在上海工作即可直接落户；对毕业于世界排名51-100名院校的，则要求缴纳社保满6个月。QS世界大学排名中，中国大陆地区上榜的学校仅有清华、北大、复旦、浙大、上交大、中科大6所。在中国年轻人中，考上985的只占同龄人的0.7%，能进入这6所的，数量还要小一个数量级，也就是千分之一。2019年，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66.21万人。这66万人，能进入前100所大学的，就算百分之一，也才6000人，假定都回国工作，在各大城市分配一下，上海占得多，也才1000人。显然，相对于2500万人的体量，这1000人即便工资高，影响也太小了。显然，这个力度大大的不够。这是一道窄门，窄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。关于城市发展，有一个著名的ZIPF（齐普夫）法则。该法则认为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，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。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的两倍，是第三大城市的三倍，以此类推，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。简单地说，人口向大城市聚集，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。韩国首都圈（包含首尔、仁川、京畿道）面积11826平方公里，是上海的两倍，占国土面积的11.8%，人口超2600万，占韩国总人口的50.2%。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%，东京都市圈13400平方公里，人口高达3600万，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。美国人口3亿，纽约大都会区人口为2157万，占到美国人口7.3%。根据全国主要城市的2020年统计公报，在公布了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26个城市中，8个城市人口开始下降。中国已经出现城市间的人口迁移，但即便考虑到中国面积大，有多个中心，这些中心的人口仍然不够密。上海外环内的面积大约664平方公里，算是上海的核心区域，人口1140万，人口密度1.71万/平方公里。东京最核心区域，面积大约600平方公里左右，与上海外环内的面积比较接近，这两个区域的人口密度，也是接近的。上海外环内的人口密度虽然高于纽约、巴黎和伦敦，但与东京差不多，所以，上海人口密度不算很低，但也不算太高。如果不仅指核心区域，而是指整个行政区，又是一番景象。上海总面积6340.5平方公里，人口2500万，占中国人口总量的1.8%。可见，这个比例远不及其他国家的大城市。2022年，上海常住人口为2489.43万，考虑到人口是动态的，实际上，上海人口数量落在从春节时1800万到最多时3000万的区间，其中户籍人口1457万。为了提振经济，上海可以进一步放宽落户，使户籍人口达到2000万，动态人口增加到3000万。2021年，上海市人均GDP为173630元/人，若新增500万户籍人口，会带动上海的消费、创新、房地产、教育等等行业，对上海的经济形成一个长期的利好。如果每个人带来20万的经济活动，上海会增加8500亿GDP。所以，这并不仅仅是蛋糕的转移，而是做大蛋糕。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，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，如何提升国内需求，以促进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。对于中国来说，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乡问题，城市规模效应所能提供的机会与溢价，很大程度上能帮助提高收入，与此同时，也增加消费，从而促进中国内部的经济循环。在城市溢价效应中，小城市比农村强，大城市比小城市强。人流向更小规模的城市，不管是产出还是消费都会降低，双循环中的内循环会受到抑制，这就会损失经济增长。中心城市的经济集中度，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、创新能力，息息相关。人口集中了才有更多的创意，更多的商业活动，互联网的发达。并不能替代面对面的交流。所以，上海不可能被肢解，把上海肢解的后果，就是那些航运中心、金融中心、创新中心，不是被转移到武汉、宁波、大连，广州，而是都实质上离开中国，去新加坡、东京、首尔。只有更大的上海，才能吸引更多的外资，产生更多的创新，更大程度地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。假设从2010年上海2300万人口开始，执行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，一个外地人都不准进入上海，那么，到2040年，上海的人口会变成什么样一个情况？好消息是，经过30年的努力，上海市人口终于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，只有1934万人。但是，这1934万人里，20岁以下的幼儿和青少年仅占7.95%，入托、入学似乎不会再困难了，但与此同时，20-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仅占50.96%，而在2010年，这个比例有70%多；更恐怖的是，60岁以上老人占到了41.09%，而15%就可以称为进入老龄社会。由此可见，如果严格控制外来人口，不到30年，北京、上海就会变为没有生气的城市。显然，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，也是中国经济、乃至中国社会稳定无法承受的局面。2019年底，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就达到518.12万人，占户籍总人口35.2%。而七普数据显示，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.55万人，占23.4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.68个百分点，位居全国第二，比2010年提高8.3个百分点。其中，65岁及以上人口为404.9万人，占16.3%，比2010年提高6.2个百分点。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。但这个比例，好于仅仅计算户籍人口的比例，这是因为外来人口缓解了上海的老龄化。正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涌入一线城市，创造出更多价值，为地区做出更多的经济贡献，支撑起了一个地区的户籍价值。以深圳为例，一个小渔村，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进行身份赎买，让当地身份的价值从无到有。而诸如上海这类老龄化城市，在现收现付的社保压力下，放宽对外来人口的身份限制，实质上就是进一步维持上海本地身份的价值——高社保供给。如果给一个形象化场景的话：一个有着养老、医疗压力但无需教育资源的上海老人，通过出卖自己身份下的教育资源换取了医疗资源。所以，从表面上看来，身份赎买从数量上稀释了当地身份，但实际上使身份的含金量增加——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口，支撑了一个城市的户籍身份价值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曾表示，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供养关系来看，上海2050年时的常住老年人口约1000万人，如果按每个老年人口需要两个在职人员供养计算，就需要2000万劳动力，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会下降，还有少儿人口需要抚养，因此，在2050年左右，上海常住人口达到3500万以上是必要的。年轻人让上海更有活力，让上海更有价值，让他们获得户籍，真正地融入这个城市，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，是公平的。“躺平”是当下的热词，反过来问，在挤地铁，天天辛苦上班的年轻人，到底想要什么呢？人所希望的，往往不过是自己看到的。当下的年轻人，看到的上一代，那些比他们大10-20岁的人，享受了三种红利：首先，是改革开放、WTO、人口红利。中国经济爆发式发展，经济总量翻番。各行各业的规模也相应扩大，产生出更多的财富、管理岗位。其次，是新技术红利。新技术产生新需求与新行业，互联网行业产生出更多的管理层岗位，创造出无数财富神话。随着公司爆发式发展，无数人获得股权、分红。所谓“年轻人是互联网原住民”的吹捧，无非是一个有意无意的谎言。他们并没享受到红利——既然是原住民，证明这个世界早已创造好了，红利自然是创造者的，那些中年人的。第三，是城市化红利。2000年，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.2%，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.89%。更关键的数字是大城市化率。2000年，上海人口为1608万，2005年为1778万，2010年为2220万。大量年轻人涌入大城市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资产升值，房价飞涨、拆迁一夜暴富。有这样一个段子。“三个人坐电梯从一楼到十楼。一个原地跑步，一个做俯卧撑，一个用头撞墙，他们都到了十楼。有人问他们是如何到十楼的，一个说跑上来的，一个说做俯卧撑上来的，一个说用头撞墙上来的。其实，他们都是坐电梯上来的。”新技术正在放缓，老龄化逐渐加深，全球化面临挫折。大趋势之下，发展空间小了，内卷自然产生。能够内卷，还算幸运。很多年轻人会发现，连内卷都没用了，他们不仅够不上城市化红利，甚至连城市本身都够不上了——电梯停了，但房价已经很高了，各种政策，都让他们留不下来。年轻人不是不能进入城市，他们大学毕业时，涌入大城市，寻找自己的梦想。奋斗多年，他们在城市留下足迹、朋友、爱情。这会形成一种真切的拥有感与归属感。但当这种感觉被打破，剥夺感、挫败感、“被打回去”的感觉就会强烈——最终形成一个感觉：我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就是所谓的阶层固化。所谓“90后选择内卷，00后却选择躺平”，这个差异，其实就因为离“留在大城市”这个目标的远近不同。当年轻人发现努力与目标相差太远，就会放弃、躺平。发出“土猪拱白菜”呐喊的张锡峰，如果考上大学，在一线城市呆了几年后发现，他再怎么聪明，再怎么努力，也不能买房，还是只有回到衡水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徒劳。他会不会选择躺平？其实，与其他红利不同，大城市化的红利，是可以继续供给的。产权、补贴利息、20%的低首付，都可以帮助年轻人在上海安一个家。这不管对上海、对年轻人、还是对国家来说，都是有利的。疫情中，年轻人很艰难。封闭在家，很多人只能拿最基本的工资，有些甚至没有工资。疫情封住了一切，也冻住了困难。疫情之后，困难、挑战，会随着解封猛烈地扑向这些年轻人。1933年3月，刚刚当选总统的罗斯福，坐着轮椅来到了寒冷的华盛顿。在过去4年里，1300万人失业，近700万美国人在饥饿和疾病中凄惨死去。1933年3月12日晚，刚履职8天的罗斯福，就在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，发表了第一次“炉边谈话”。选这个地方，是他希望讲话亲切些，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，双方随意交谈。1个多小时的谈话，质朴、生动、乐观的语言，打动了6000万美国民众，拨开迷雾、冲淡恐惧，最重要的是，鼓舞人心。当然，美国的复苏，离不开罗斯福新政的那些经济政策、公共工程，但就如一部著名的美国电影中所说：“人们称之（罗斯福新政）为救济，但不只是那样，‘它’有很多名字，工业复兴、公共就业服务法、平民营建组织，但‘它’只代表了一件事，长久以来第一次，有人在乎了，长久以来第一次，你我不再孤单。最终，复苏的原因不是那些水坝、道路、桥梁或公园、隧道或那些年所建造的公共建设，而是更无形的东西，一年前还沮丧绝望的人，突然间恢复生机，精疲力尽的人们，突然找到了自我。”青年人也需要一个激励、一个希望，能留在他们工作、生活的这个城市，比任何补贴，都能激发人心。*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，投稿邮箱 guancha@nandu.org.cn；*本文已加入“留言赠书计划”，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《火器传奇》（科学出版社）图书一本。